▲明初钧窑天青釉渣斗式花盆
▲“六”字（已磨）、“建福宫凝晖堂用”
▲吕纪、吕文英绘《竹园寿集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作为我国古代北方最著名瓷窑之一，钧窑之地位可见一斑。其中，官钧窑主要烧造陈设用瓷，造型端庄、釉色丰富、工艺精湛，是难得一见的古瓷珍品。
官钧窑瓷器的前世今生
1964年人们在河南省禹县城北门内八卦洞附近采集到与传世官钧窑瓷器相同的瓷片标本，证明传世官钧窑瓷器烧造于此处。1974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钧台窑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重点发掘，出土大量与传世官钧窑瓷器相同的瓷片标本，进一步证明烧造传世官钧窑瓷器的窑址位于今河南省禹州市内原禹县城北内的钧台、八卦洞附近，而且根据考古发掘情况并结合北宋时代背景，考古学家认定：官钧窑瓷器烧造于北宋徽宗时期，其专门烧造花盆是为了供当时装点皇家园林寿山艮岳使用。
河南省禹州市在北宋时称阳翟县，归京西北路颍昌府管辖，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因州内有古钧台而改称钧州。万历三年(1575年)4月因避讳万历皇帝朱翊钧名字中的“钧”字，而改称“禹州”。因此，钧窑因钧州而得名。明代万历时期，因避万历皇帝朱翊钧名字中“钧”字之讳而将“钧”写成“均”记为“均窑”，直至今日，仍有人不加考证而继续错误地将“钧窑”写成“均窑”，实属不应该。
有关河南省禹州市烧造瓷器的记载，最早约见于明代中期文献。明代晚期，记载钧窑的文献逐渐增多，而且一般都将“钧”字写成“均”，虽出现“均州”“均窑”“均州窑”之名，但并未指出其具体烧造年代，只是有的文献将官钧窑瓷器与历史上的一些名窑瓷器一并列出。到了清代，文献开始明确指出陈设类钧瓷烧造于北宋时期，有的甚至还指出是在北宋末年。后来，官钧窑与汝、官、哥、定窑等合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认为官钧窑瓷器烧造于北宋的传统观点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怀疑。特别是目前所能查到的历史上各地考古发现中基本未见年代可靠的北宋官钧和民钧窑瓷器或标本，证据确凿的民钧窑实物也基本都在金、元时期，致使无论官钧窑还是民钧窑瓷器烧造于北宋的观点愈来愈受到挑战，以至于出现陈设类钧瓷烧造于北宋、金代、元代、元末明初、明代等诸多说法，其中，尤以官钧窑瓷器烧造于明初的说法愈来愈被更多人所接受。
钧瓷主要以其与众不同的釉———俗称“钧釉”而闻名于世。这是一种不透明的乳浊釉，按釉色可分为天青、天蓝、月白或天青、天蓝、月白釉上施以紫红色斑，另有玫瑰紫、葡萄紫、海棠红等铜红窑变釉。特别是其创烧的铜红窑变釉，变化万千，绚烂至极，成为钧窑瓷器扬名海内外的最主要因素。
官钧窑瓷器以瑰丽的釉色而著称于世，其釉层乳浊，釉色自然天成。除天蓝、月白色以外，还创烧出铜红窑变釉，即在青釉上施以铜红釉料，经高温烧成后，呈现玫瑰紫、葡萄紫、海棠红等色。杰出的作品乃天青与玫瑰紫、葡萄紫、海棠红等融在一起，给人以变化无穷的艺术魅力。
民钧窑则烧造单一的天青釉，蓝釉、月白釉瓷器，或于天青、天蓝月白釉中呈现紫红色斑块，交相辉映、美若彩霞。人们曾用诗句“峡峪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钧瓷釉色之繁多和色彩之绚烂。
科学检测分析的结果表明，钧釉不同于由玻璃相组成的透明青釉，它是一种典型的由两种液相分相形成的乳光青釉，在连续的玻璃相介质中悬浮着无数圆球状小颗粒，形成分散相。分散相是一种富含二氧化硅的液滴状玻璃，连续相则为富含磷的玻璃。分散相的粒度介于40至200毫微米之间，比可见光的波长要短得多，因此能按瑞利定律散射短波光，使釉呈现美丽的蓝色乳光。钧瓷的烧成温度在1250至1270摄氏度之间。
一部分钧窑瓷器的釉面上有自然形成的“蚯蚓走泥纹”，更为钧窑瓷器增添几丝神秘色彩。关于“蚯蚓走泥纹”的形成原因，以往人们普遍认为是因为器物成型后干燥和素烧时胎体产生裂纹、施釉后入窑烧成至釉层熔融时釉料填充胎体上的裂纹所致。
但据河南省禹州市神后镇刘家钧窑的刘建军、刘志军先生多年研究和试烧，证明“蚯蚓走泥纹”系器物成型烧后施釉晾干时，产生不规则开裂、然后入窑烧成时所致。也就是说，在器物施釉后晾干时，釉面上已现出“蚯蚓走泥纹”之雏形。
形成“蚯蚓走泥纹”的关键是控制好胜体的素烧温度(一般为980至1000摄氏度)和釉浆的颗粒细度，素烧温度过高、过低或釉浆的颗粒过粗、过细，均不会形成“蚯蚓走泥纹”。现在完全可以做到人为控制“蚯蚓走泥纹”之有无。
官钧窑主要烧造陈设用瓷，器形有各式花盆、花盆托、鼓钉洗、出戟尊等，均造型端庄，釉色丰富，工艺精湛。器物外底多有烧成前刻画的从“一”到“十”中的某个数目字。古人曾对这种汉写数目字的含义有过种种推测，如认为刻“一”“二”者为上品(明代高濂撰《遵生八笺》)、刻相同数字的花盆与花盆托配套使用(清代张九钺撰《南窑笔记》)、刻“一”“三”“五”等单数的为红色器(清末寂园叟撰《陶雅》)等。今天，通过将传世品与出土物进行排比研究，人们发现数目字应是花盆或花盆托中同类器物大小的编号，器物越大，数目字越小，标“一”者是其中尺寸最大者。另外，标以数目字，便于花盆和花盆托配套使用。应引起注意的是，据清代宫廷内务府档案记载，乾隆朝曾在宫廷收藏的钧窑瓷器上改刻原有数目字，或在器物上模仿旧有数目字加刻数目字，因此，对于传世官钧窑瓷器上的数目字，应认真鉴别是烧成前所刻划，还是后刻，不能一概而论。
官钧窑瓷器外底除了有汉写数目字以外，还有一部分器物外底或足内壁錾刻有清代所陈设宫殿或处所名称。如建福宫竹石假山用、建福宫凝晖堂用、建福宫敬胜斋楼下用、建福宫三友轩用、重华宫漱芳斋用、重华宫翠云馆用、重华宫金昭玉翠用、重华宫静想轩用、重华宫芝兰室用、养心殿明窗用、养心殿长春书屋用、养心殿东暖阁楼下用、养心殿自强不息用、养心殿随安室用、瀛台静想轩用、瀛台涵元殿用、瀛台香康殿用、瀛台虚舟用、瀛台兰室用等。
官钧窑瓷器多为清代宫廷旧藏，它们或是经明代宫廷传承下来，或是在清代帝王的指令下搜集入宫或经大臣进贡给皇帝而入宫。清代乾隆皇帝对瓷器的收藏非常用心，据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从臣工持进、配置架座和囊匣，到认定品级、决定陈设和收藏地点，无不按时、依序进行。官钧窑瓷器外底所写宫殿或处所名称，都是由内务府造办处玉作匠师根据乾隆皇帝指示所镌刻，其中以乾隆十一年(1746年)所刻最多。
如乾隆十一年《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正月二十三日，首领李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瀛台静憩轩均釉古丁盆连二件，通元殿均釉古丁盆连二件，夏玉报金均釉古丁盆连二件，液怀堂均釉古丁盆连二件、香庆殿均釉古丁盆连二件、兰室均釉古丁盆连二件、虚舟均釉六方入角盆连二件。传旨:着俱刻地名，得时，呈览过，交瀛台，软此。于本年六月初三日，副领催杨四将均釉盆连十四件持赴瀛台，交首领李王。讫”
又载：“正月二十三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均轴六方入角花盆两件，盆连二件、养心殿西暖阁；均釉查斗二件、盆连二件、均釉方花盆四件、均釉六方入角花盆一件、盆连一件、均釉盆连一件、养心殿东暖阁，均釉高棒花盆二件、均釉盆连二件、静憩轩，均釉海棠盆连二件、漱芳斋。传旨:各刻地名。钦此。于本月二十六日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均釉盆连一件(盆底贴得地名字名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大地名准刻横的、小地名准刻整的。钦此。于本年八月初八日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均釉方花盆四件、均釉盆连一件、均釉海棠盆连二件，俱刻得地名。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于本年八月二十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各式盆连二十二件，俱刻得地名，持进交首领王明贵。讫。”
官钧窑渣斗的传奇故事
官钧窑花盆式样较多，目前所见有仰钟式、清斗式、菱花式，英花式、长方形、正方形、六方形、海棠形等。每一种花盆，均有与之配套使用、造型相类的花盆托，其中与仰钟式和渣斗式花盆配套使用的可能就是人们俗称的“鼓钉洗”。
渣斗式花盆因状如渣斗而得名。明代王宗林损《江西省大志·陶书》中谈到嘉靖二十三年(544年)景德有器厂场造的桌器中有“渣斗”，说明渣斗属于餐桌上用来盛放残渣剩饭和兽骨鱼刺之类的洁具。
瓷渣斗大约最早见于六朝青瓷，此后历朝多有烧造，式样也在不断演进。大致演进过程为：六朝青瓷清斗口部较直，唐、五代清斗口部近平45度角斜直出，宋代则变为撇口，式样基本确定下来，元明清时期基本按宋代式样烧造。
四川省南宋窖藏出土有龙泉窑青釉渣斗;浙江省丽水市康乐路口曾出土龙泉窑青釉渣斗，现藏丽水处州青瓷博物馆；南宋至元代位于浙江杭州凤凰山麓的老虎制窑即烧遗青釉渣斗；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各收藏一件该窑青釉渣斗；1976年新安海底元代沉船打捞出水瓷器中有杭州老虎利窑青釉渣斗；杭州老虎洞窑元代地层出土有青釉渣斗残片标本。
明代宣德、正德制景德镇御器厂均烧造过渣斗；品种有青花、黄地绿彩、五彩、矾红轴等，以正德朝最为流行。成化朝烧造过仿哥釉造渣斗式花盆和有和花盆托(鼓钉洗)。清代康熙朝烧造过郎窑红釉渣斗。清代同治大婚和慈禧太后祝寿用瓷中，渣斗都是必定烧造的一种器物。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河南省禹州市制药厂出土有钧窑孔雀绿釉渣斗式花盆，现藏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从伴出的其他器物造型特点看，这种花盆的时代应为明代宣德时期。
官钧窑渣斗传世不少，仅美国哈佛美术馆即收藏7件完整的钧窑渣斗式花盆，其中6件施玫瑰紫釉、1件施天蓝釉，另有1件残渣斗式花盆因残而磨口，只留下下半截，施玫瑰紫色釉。台北故宫博物院亦收藏7件完整的钧窑渣斗式花盆，其中4件施玫瑰紫色釉、3件施天蓝色釉，另有两件渣斗式花盆因残而磨口，只留下下半截，均施玫瑰紫色釉。故宫博物院收藏3件完整的钧窑渣斗式花盆，其中1件施玫瑰紫色釉、1件施灰紫色釉、1件施月白色釉;另有1件渣斗式花盆因残而磨口，只留下下半截，施天蓝色釉。
另外，中国国家博物馆和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各收藏1件钧窑玫瑰紫渣斗式花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1件钧窑月白釉渣斗式花盆。
2009年3月18日和19日在纽约佳士得举行的“中国陶瓷和工艺品精品”拍卖会上，拍卖过1件钧窑天蓝釉渣斗式花盆，系第555号拍品。
英国埃斯肯纳吉先生收藏3件钧窑渣斗式花盆，其中1件施玫现紫色釉，两件施天蓝色釉，两件施天蓝色釉者，外底均刻画数目字“六”，其中1件的外底还錾刻有“建福宫凝晖堂用”铭文。
这件钧窑花盆撇口、阔颈向下斜收、扁圆收、圈足外撒。通体内外施天蓝色釉，随而有代表的窑瓷器特征的“蚯蚓走泥纹”。圈足内除抹较薄的普色釉，外地开有5个渗水圆孔。中心圆孔左侧有数目字“六”；中心圆孔上边自右向左錾刻楷体“建福宫”3字，下边自上而下錾刻楷体“凝晖饮用”4字。“六”字虽被后人打磨，但笔画仍依稀可见。
无独有偶，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原清宫旧藏钧窑玫瑰紫釉长方花盆，外底5个渗水圆孔的中心圆孔上方自右向左錾刻楷体“建福宫”3字、下方自上而下錾刻楷体“凝晖堂用”4字;右侧有烧窑前刻画的汉写数目字“十”。
此外，外底刻画汉写数目字“六”的钧窑渣斗式花盆，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钧窑天蓝釉渣斗式花盆，该花盆外底还有清代乾隆朝签刻的“建福宫敬胜斋楼下用”铭文。
前面谈到钧窑瓷器素以与众不同的釉而著称于世，“钧釉”已成为中国陶瓷的专用术语。尤其是官钧窑瓷器，不但传世数量有限，而且多与清代宫廷和乾隆皇帝相关联，完整器件件都堪称难得之珍宝，即使是残器，也很得人青睐。因此，随着人们鉴赏力的不断提高，官钧窑瓷器必将愈来愈受到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