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为华夏人文始祖，而不论是古籍亦或文物中，其所展示的均为人首蛇身的形象。为何女娲就一定是与蛇相关？所以，著名学者易中天另辟蹊径，认为女娲的原型很有可能是青蛙，“女娲”实则是“蛙女神”。
这样的解释并非只是基于文字语音以及民俗学的证据，易中天教授还援引了来自远古的石器时代上彩陶的蛙纹，那么，从这些考古材料中真的能够将“女娲与雌蛙”联系起来吗？
实际上彩陶中的蛙纹的形象变化的确有迹可循，从仰韶文化半坡期到庙底沟期再到马家窑文化，“蛙纹”的整体风格是由写实走向抽象、最后走向几何与符号化，甚至于和当时的人形花纹混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这或许正是“人”与“蛙”联系最为紧密的一次。
蛙纹演变序列
第一件是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发掘一件彩陶盆，两鱼纹与两蛙纹分别对称于盆的内壁。仔细看装饰的蛙纹，头部接近半圆，腹部圆鼓鼓的，黑色圆点遍布体内，而四肢则弯曲做爬行状；
第二件是河南陕县庙底沟彩陶上的蛙纹，与姜寨遗址的几乎类似，只是将其头部变小，腹部的黑色圆点开始增大。
第三件庙底沟的与前两者均不同，采用了罕见的戳印纹来表现蛙纹。但总体来说三者都采用了极为写实的表现手法，也就是说基本是照着大自然中真实的青蛙为摹本刻画的。
另外，这一时期仰韶文化中蛙纹，不仅在陶器上是偶尔出现，还未具备模式化的造型传统，而且相较于仰韶文化中最流行的鱼纹，蛙纹在这里显然只是辅助型装饰。
那么，真正的蛙纹应该向何处找寻？
将目光转向西北之处，会发现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数千年前，果真是可以“听取蛙声一片”！
甘肃大地上的马家窑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即为马家窑类型，其中的蛙纹仍然延续来自庙底沟文化中写实的风格，甚至还将其发展地更加具象：从蝌蚪初生的小点、到脱尾生脚的幼虫、再到完整的青蛙形态，其逐渐成熟的整个生命序列都细致地变现了出来。
马家窑文化完整蛙纹演变
除此之外尤其是其浑圆的眼睛与鼓胀的腹部，是其刻意描绘的部位。这意味着此时的蛙纹不再只是彩陶上的装饰图案，而开始成为生殖与繁育的象征物，人们所崇拜的正是蛙所具备的这种旺盛生命力！
马家窑期典型蛙纹
而到了马家窑文化中后期（半山类型、马厂类型），这种极度写实的风格又为之一变，反而向着高度变形的方向发展，将其四肢重点突出拉长，图案极其类似人形，形成“半人半蛙”的造型模式，可以暂时将其称为“人形蛙纹”。
马厂期蛙纹
而这种“人形蛙纹”或许才是解锁“女娲与雌蛙”是否真正有联系的关键所在！
因为这种人纹与蛙纹的混同或合流，其本身是一种重要的遗传信息，可能就蕴含着原始人民最初宗教观念的流露。
比如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一件彩陶壶就有着重要启示，整体为小口鼓腹造型，在其壶身彩绘之间捏塑出一个裸体人像，很多学者研究认为这表现了罕见的是“男女双性人”，其实仔细发现之后，其表现的恰恰仅是对于女性生育部位的强烈聚焦表现！
从其双臂下弯做出环抱自己下腹部的姿态，正是为了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在两手之间的画面焦点部位——性器之上，而这种通过刻画性器来直接表达生殖崇拜的例子不再少数。除此之外，另外一种常见于史前艺术中“上口与下阴相对应”的模式也被表达出来：
正面上部的人面像和下方以双乳为目、肚脐为鼻，女阴为口的人面两相对应！这种艺术表达模式，根源于神话信念中“生殖器”与“口”功能性的类比认同！
良渚玉琮神徽
这种表达在良渚玉器著名的“神徽”上就存在：上方是神人大口，下方是獠牙女阴，比较神话学上有一个专业术语，称之为“牙齿阴户”，神话观念词汇中屡屡可见的“吐生”也正是表达如此含义。
而易中天教授显然也认识到了这点，他举出的例子中：“马家窑类型蛙纹，特意画出产道口，而且产道口在中医学上就叫‘蛤蟆口’”，马家窑蛙纹是否是画出的产道口并不肯定，但是后者在民俗方言中的确有将女阴称为“蛙口”的说法。
正面是这样的神秘女像，而其背面却是典型蛙纹，也许这件陶壶整体现的才是易中天教授所说“蛙女神”的形象！而古人以此来表达其对于原始生育神的象征与崇拜。但是很尴尬的一点，虽然这件陶壶所表达的极有可能就是“蛙女神”，但是怎么能与飘渺神话中的“女娲”联系起来？
其实，也用不着去刻意联系，有可能存在的事实便是：
“女娲的图腾崇拜”与“蛙的生殖崇拜”两者本身就不可分割，由蛙的肚腹联想到孕妇的子宫、由蛙的繁殖力联想到人类的繁衍，也就是说基于种族生存延续目的的图腾崇拜，是将“蛙”与“人”紧密联系的关键所在。
“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其实也意在说明人类初生繁育之不易，对于女娲的崇拜在于，其存在之时所代表的是图腾的生育信仰，其陨落之后则代表的图腾的化身信仰。
而古人在生死之间，苦苦追寻的可能正是生命的转化与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