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史上官二代、富二代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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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提起官二代、富二代，似乎已被贴上了贬义词的标签。官二代就是前面老子做官，后面儿子作威，无独有偶，富二代被认为是老子前面挣钱，儿子后面花钱。因此，他们总是给人留下了自己不需奋斗，就可坐享其成，总是沉浸在富贵乡温柔梦之中的形象。当然，以偏概全来贬斥官二代和富二代也是欠妥的，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现在社会的纯明风气，还不至于被几个横行跋扈、欺软怕硬的二代弄得乌烟瘴气，毕竟头上还悬着法律这把利刃，时时在警醒着他们。

但如果你不小心穿越到两晋时期，那你才能真正领略到官二代的作威，富二代的奢侈。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制度下豪族世家，已没有官二代与富二代之分，因为豪族世家既有钱（土地）又有权，已是名副其实的权贵，他们权贵之荫以超出二代，历史上，士族门阀的源头东汉时期，就出现过四世三公（四世都坐过三公这样的官职，三公即，秦所设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西汉沿用；东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同样还出现了四世五公（四世当中有五人坐过三公这样的官职）。士族门阀虽出现在东汉，但真正达到顶峰却是在两晋时期。虽然，皇帝是国家的老大，但真正的国家统治权却主要掌握士族门阀的手中。国家的法令都是在他们的权威下制定的，维护的是他们的利益。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子孙绝非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可比。社会风气也让这些从小在政治上独享特权，经济上和生活上丰衣足食，养尊处优的权贵子孙们搅得浑浊不堪。

政治上的特权主要表现在选拔任用官吏上面，大家最为熟悉不过的九品中正制。此制是在公元前220年，曹丕称帝后，采纳颍川大地主、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正式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的士人。经过中正品评，将士人分为三等九级，成为九品。“中正”在评定人物品级时，主要考虑其祖先做过什么大官，有几代人做过官，此谓之“家世”或称“品”，然后，再看个人的才德谓之“状”。九品中正制这种重家世，轻才德，导致真正的贤才被拒之门外，而门阀士族的纨绔子弟却高居显位。史论说，王、谢、崔、卢几大世家子弟，胎毛未退，就以身为列侯，有的尚在襁褓之中，头上就已戴上了乌纱帽，最终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不良现象。

刘禹锡《乌衣巷》写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后人很难想象当年王、谢家族是何等的盛况。作为门阀士族子弟，轻而易举凭着家世就可以有做官的机会，可能是轻易得来的东西，都不会珍惜的缘故，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也会毫不珍惜，更不会恪尽职守的为官。

书圣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作为世家豪族琅琊王氏子弟的身份，在九品中正制关照下，按照家世品评，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官职。可能是因为工作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缘故，人家王徽之却懒得上班。在王徽之担任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时，上司桓冲曾问他隶属于哪个官署，他却不假思索的回答道：“不知道什么官署，只是时常看见有人牵着马进来，似乎是管马匹的官署。”桓冲又问道：“官署里有多少马匹？”他却理直气壮的回答道：“不过问马匹。怎么知道马匹的数目？”又接着问道“马匹最近死了多少？”他却不耐烦说道：“活着的还不知道，哪能知道死的？”桓冲对他也无可奈何，谁让人家出身于琅琊王氏呢？惩罚他就是有意挑战他背后的家族势力。当然史书上会说是因为爱惜王徽之的才华，才没有计较，那也不是根本原因所在，才华即使横溢无限，不堪大用，不是为官之料，那更将是国家的累赘。即使后来，桓冲实在看不下去了，苦口婆心的让他担起责任，他也是全然不在乎。桓冲后来对他说：“你来府中已很久了，应该处理些事情了。”王徽之全然不理，只是眺望远方，用手撑着腮帮说：“西山早晨，送来一股清爽的空气。”《世说新语·简傲》记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这种站着位置不作为的人，即使现在也大有人在，但是对于上司的规劝当作耳旁风的却非常少见了。但在两晋士族门阀横行下，作为大门阀出身的子弟们这种行为却屡见不鲜，甚至成为社会上普遍的现象。门阀子弟们，骑着马，来到自己任职的官署，报个到，签个名，然后就自由自在去了。对比下，王徽之能在官署闲散，还是比较好的了。由此可见，九品官人法虽然在当时，可通过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达到国家的一定安定，但，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导致国家的日益腐化，堕落，江河日下。

当然，任用门阀子弟导致政治上的日渐腐化只是一方面，在经济上，也会通过政治上的特权，大肆封山占泽，吞占土地，无度扩张自己的势力。同样，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富有，从而演化出豪门子弟的骄纵奢侈，铺张浪费，攀比斗富。因此，社会上也形成了一股骄奢淫逸，贪婪腐化的风气。

大家最为熟悉的，当属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石崇何许人，河北南皮人，父亲石苞乃西晋开国元勋官至三公之一的司徒之职。虽说，石崇的财富是自己白手起家而得，但没有父荫，在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阶级下，他难踏入仕途，更别说享有五爵之一的侯爵。石崇的斗富对象王恺更是豪族出身，曹魏司徒王朗之孙，名儒王肃之子，还是皇亲国戚，晋武帝的舅父。

话说，晋武帝送给王恺一株二尺来高的珊瑚树，世上罕见。于是，王恺迫不及待的拿到老对头石崇家显摆显摆，却被石崇毫不客气的拿着铁如意敲的粉碎。王恺刚要发怒，没想到石崇命家人拿出三尺、四尺的珊瑚树，凭王恺任意挑选，王恺看了顿觉恍然若失。据说，王恺家经常用麦芽糖和干饭刷锅，用紫丝布杂以绿绫里子做步障，长达四十余里，用赤石脂（一种风化石，可涂饰墙壁）刷墙，石崇的奢侈程度比起王恺更甚，石崇甚至用蜡烛当柴火烧来煮饭，用锦缎做步障，长达五十里，用花椒和泥来涂墙。可见，当时的，奢华，攀比，斗富之风盛行，甚至豪族子弟一个比一个奢侈成性。《世说新语汰侈》记载;王君夫以(米台)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裹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石崇、王恺等豪门子弟的奢侈，腐化远不止这些。石崇宴请宾客，如婢女敬酒，宾客不喝，即杀婢女。有一次，宴请王导王敦兄弟，王导虽不胜酒力，但为避免婢女被杀，勉强喝了，但为验证实况，王敦却执意不喝，石崇竟连杀三个婢女。石崇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骄纵奢侈的程度，已触犯了法令，但当时的法令确是维护他们的利益。所以，更加纵容了这些豪门子弟的肆无忌惮，骄奢淫逸。

到东晋时期，甚至出现了王与司马共治天下的局面。士族门阀达到了顶峰。士族门阀之下的豪族子弟更是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无限的特权。他们即使无功无德，毫无建树，凭着家世也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甚至位列公卿。这无疑使他们变得更加骄纵淫奢，腐化颓靡，甚至在腐化的生活中，心理变得扭曲、变态。